莫寅秋

面对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除了通过公安、检察机关，走公诉程序追究拒执罪外，公民个人也可以通过自诉方式，亲手把“老赖”送进监狱！那么问题来了，假如想要走自诉程序，公民个人需要履行哪些程序，收集哪些证据呢？小编四处搜罗，整理好了一份自诉清单，快来看看如何亲手把“老赖”送进监狱吧——二、证明被告人负有执行义务或协助执行义务的证据材料1、被告人为被执行人、担保人的，应当收集由被告人承担履行义务的生效裁判文书（包括一、二审或再审判决书、裁定书，诉前保全裁定书，诉讼保全裁定书，先予执行裁定书，追加、变更被执行人裁定书等）及人民法院为了执行生效裁判文书而作出的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2、被告人为协助执行义务人的，应当收集作为协助执行依据的相关生效裁判文书、人民法院作出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及证明协助义务人应当承担协助执行义务的其他证据材料。3、对于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的案件，应当收集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以及人民法院为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而作出的裁定书等。上述材料中的书证应当收集原件，如确实无法取得原件的，收集副本或复印件。副本或复印件上须注明原件所在地及收集人，并加盖原件所在单位和收集人员的单位印章。四、证明被告人拒不履行判决、裁定或妨害执行的证据材料1、证明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损毁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证据材料或担保人隐藏、转移、故意损毁或者转让已向执行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的证据材料，包括相关的笔录、证人证言、银行存款查询记录、担保函、转让合同、交易记录、财产过户登记等；2、证明协助执行义务人接到执行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的证据，包括相关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回证、调查笔录、证人证言及证明协助执行义务人拒不协助执行的其他证据材料；3、证明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害执行的证据材料，包括证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权范围的证据材料；证明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的证据材料；证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妨害执行的证据材料；4、证明被执行人因妨害执行或因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状况、违反执行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令等已被执行法院采取民事强制措施的证据材料，包括执行法院出具的罚款决定书、拘留决定书、拘传票及其他证明被执行人因妨害执行被采取民事强制措施的证明材料等;5、证明被告人以暴力、威胁、聚众等方式阻碍执行或者对执行人员进行侮辱、围攻、扣押、殴打或者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的证据材料，包括现场照片、录音录像、证人证言、鉴定报告等；6、证明被告人拒不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票证或者拒不迁出房屋、退出土地的证据材料，包括证明被告人占有财物、票证的证据，在房屋、土地上工作、生活、活动的证据材料等；7、证明被告人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的证据材料，包括虚假诉讼、仲裁、和解的判决书、裁定书、仲裁裁决书、和解协议，庭审笔录，相关证人的证言，履行虚假判决、裁定、仲裁裁决、和解协议的证明材料等；8、证明被告人伪造、毁灭有关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证据的证据材料或者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妨碍执行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情况的证据材料，包括调查笔录、证人证言、交易记录、鉴定报告等；9、证明被告人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致使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的证据材料，包括相关的笔录、法律文书等；10、其他证明被告人拒不履行判决、裁定或妨害执行的证据材料。

案情介绍张某于2006年3月2日入职鹤山某灯饰有限公司（后名称为某有限公司),任职俄罗斯组(YR)经理,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2年9月2日起至2016年5月11日止,张某的每月工资是月薪制,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满工资为950元/月,某有限公司每月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张某上月工资。张某因生育小孩于2015年3月2日至2015年8月20日期间休假。2015年8月20日,销假并返回公司上班。在张某休产假期间,某有限公司没有向张某发放生育津贴。2015年9月8日,该公司以内部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员工发出《关于生产淡季安排部分人员待岗的通知》,并于2015年9月23日发布《员工放假待岗管理制度》,张某被列为放假待岗人员。为此，张某于2015年10月11日向该公司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提出于2015年10月11日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该公司于次日签收了张某的信件。由于该公司未能向张某提供劳动条件，且在张某产假期间未能及时支付产假工资。为此，张某向鹤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后对仲裁裁决、一二审不服，故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案件审理仲裁裁决：一,被申请人某有限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天内向申请人张某支付2015年10月份10天的伙食补贴150元；二、被申请人某有限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天内向申请人张某补足生育津贴的差额部分23109.3元；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四、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5年10月11日终止。一审认为：该公司安排部分员工待岗并支付了福利待遇,符合《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五条关于“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最长三十日)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同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者生活费,生活费发放至企业复工、复产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之规定,不属于未按约定提供劳动条件。二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虽需要承担自身行业及经营的市场风险,但根据劳动合同的特性,如果完全否定用人单位停工停产的权利,无异于否定了用人单位的内部管理权,不利于用人单位及时调整经菅策略以应对市场变化、化解经营风险。《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五条也赋予用人单位在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其停工、停产的情况下单方调整劳动者劳动形式及待遇的权利。本案该公司因生产淡季及自身经营原因安排部分部门的部分人员待岗,属于其应对市场风险的一种经营策略,应属于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其部分停工、停产的情形。再者,该公司提供了四种待遇方案供劳动者选择,并已在发布的《员工放假待岗管理制度》中注明的待岗最短期限内安排复工,也将停工停产情况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报备,因此,该公司安排张某等员工待岗,不属于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的情形,张某据此解除劳动合同不能依据该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请求同方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双方于2015年10月11日解除劳动合同,鹤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于2015年12月3日向张某核发生育津贴5878.66元。根据《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因张某的平均工资高于生育津贴标准,故该公司应向其补足生育津贴差额,由于该公司已于2016年3月30日向张某支付了差额部分23109.3元,视同该公司已经支付相应数额的产假工资,故某有限公司不存在拖欠其产假工资的情况。再者,在社保基金管理部门尚未向张某核发生育津贴时,某有限公司无从向其发放差额部分,但张某在社保基金管理部门尚未向其核发时即以某有限公司未足额向其支付劳动报酬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请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理据不足,该院不子支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张某以某有限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主张属于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理由成立。一审判决对张某主张的经济补偿金不予支持,二审予以维持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再审判决：一、撤销二审判决；二、维持一审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三、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三项；四、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某支付经济补偿金67887.5元；五、驳回张某其他诉讼请求。以案释法本案的争议焦点：张某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主张的某有限公司未及时足额向其支付劳动报酬是否成立。《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以货币形式按照确定的工资支付周期足额支付工资,不得拖欠或者克扣,第十九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受法定休假日、年休假、探亲假、婚假产假、计划生育假等假期期间,用人单位应当视同其正常劳动并支付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根据上述规定,产假工资应视为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在某有限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关于产假工资的支付与员工存在特殊约定的情况下,结合张某与该公司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工资报酬的约定,某有限公司应当按月支付张某产假工资。此外,《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职工按照规定享受产假或者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其生育津贴由用人单位按照职工原工资标准逐月垫付,再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规定拨付给用人单位。有条件的统筹地区可以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委托金融机构将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职工。职工已享受生育津贴的,视同用人单位已经支付相应数额的工资。生育津贴高于职工原工资标准的,用人单位应当将生育津贴余额支付给职工;生育津贴低于职工原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补足。根据上述规定,用人单位已经按时足额缴纳生育保险费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的生育津贴则视同用人单位已经支付了相应数额的产假工资。除有条件的以外,生育津贴由用人单位每月垫付。这也与前述《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按确定的工资支付周期支付产假工资的规定相吻合本案,某有限公司在张某休产假期间,没有按原工资标准每月垫付生育津贴即支付张某产假工资,显然违反上述规定。即便某有限公司在张某起诉后,协助张某向社保部门申领了生育津贴并一次性发放了产假工资与生育津贴的差额部分,但在张某对其补救行为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其及时支付了产假工资。另,生育津贴虽与产假工资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根据《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的上述规定,生育津贴与产假工资在支付主体以及支付标准上并非一致,两者并不等同。因此，某有限公司以生育津贴属于国家特殊福利为由,主张其不拖欠张某劳动报酬,理据不足。张某以某有限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主张属于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理由成立。故未及时足额支付产假工资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导读：本文摘录最高法民一庭撰文，文章以案例分析详细阐释了涉及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委托代建合同中对外销售利润分配条款的效力如何认定的司法观点及理由，供读者阅读、学习。案情简介2007年6月1日，M村村委会与北海公司签订《项目建设委托合同》，约定M村村委会将本村新村住宅小区“锦绣家园”建设项目委托给北海公司代为建设。合同约定：M村村委会负责提供具有合法手续的开发建设住宅用地，承担案涉地块范围内的地上物补偿安置工作，北海公司实施建设；M村村委会支付北海公司代建费为工程总造价5%；村民集资购房均价以双方预算测算定成本价加小区配套费及前期费用等为准；第五条约定：代建工程超出村民报名集资房数量部分及底商，价格双方另议，由北海公司全权代理对外销售，销售纯利润按比例分成(甲方以土地评估价为投资入股比例，乙方以工程实际投资总造价为投资入股比例)。合同签订后，北海公司进行施工，该工程于2010年10月竣工，共建住宅楼680套，底商、商铺、车库若干套。施工期间，M村村委会先后五次向北海公司发出通知，授权其销售所建住宅、车库及商用房，并规定了销售价格，北海公司进行了销售，已售出住宅670套(出售给村民500套、对外销售170套)，底商、商铺、车库也已经售出一部分。售房款现由北海公司掌握。2008年2月，河北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某某市2007年度实施第二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将案涉土地列入征收建设用地范围，但该土地至今尚未办理相关征收手续。2013年，M村村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称，案涉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M村民之外的人无权购买宅基地上所建房屋，北海公司无权将房屋对外销售。请求：(1)北海公司返还所有尚未销售的房屋。(2)北海公司返还已经销售的房屋的销售收入扣除开发成本(其中已含5%代建费)后的差额部分共计3500万元以及相应利息。案件审理过程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中介结构对“锦绣家园”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和财务审计，鉴定意见为工程总造价为1.1亿元，审计结果为北海公司已收到售房款1.3亿元。法院裁判情况一审法院认为：《项目建设委托合同》系当事人自愿达成，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约定，双方应严格遵守，认真履行。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案涉用地，因至今未办理征用手续，仍为集体用地，销售对象应为本村村民，办理相应的土地出让手续后才能对外出售。但在合同实际履行中，通过对外销售房屋，确实存在收益，对此收益不按双方的约定进行分配，与诚实信用及公平原则不符。在M村村委会未办理相关土地出让等手续的情况下，北海公司作为专业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仍然接受委托对外进行销售，虽然双方均存在过错，但北海公司应承担主要责任。故酌定对外销售的利润中70%归M村村委会，30%归北海公司。根据鉴定意见，工程总成本为1.1亿元，北海公司应收取的代建费按5%计算，金额为550万元。款项相抵，北海公司已经取得的房屋销售款减去工程总成本、代建费和30%对外销售利润后剩余的代建盈余款及相应利息，应返还给M村村委会，尚未出售的房屋亦应返归M村村委会所有。北海公司和M村村委会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海公司主张应按照《项目建设委托合同》第五条约定比例对未出售房屋的预期收益和已出售房屋的利润进行分配；M村村委会主张《项目建设委托合同》第五条约定应为无效，北海公司不应得到对外销售利润。二审法院认为：根据《项目建设委托合同》的约定，超出村民集资房部分对外销售的前提应当是取得合法审批手续之后，但该项目至今未取得商业开发的合法手续，案涉土地的性质仍为集体所有，地上房屋并不具备对外销售的条件，已对外销售的房屋亦不能产生合法利润，因而也不存在利润分配问题，《项目建设委托合同》第五条约定应为无效。北海公司对于未售出的房屋以及已售出而不能进行利润分配的盈余款项均应返还M村村委会。据此对一审判决作出改判。北海公司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申请再审的主要理由仍是《项目建设委托合同》第五条约定的效力以及利润分配问题。主要观点和理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村委会与开发商签订的《项目建设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对外销售利润分配条款，在土地性质尚未从集体所有土地变更为国有土地之前，效力如何认定。在再审审查过程中，对上述焦点问题，存在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利润分配条款应认定有效。理由为：案涉土地虽然目前仍为集体所有土地，但是政府批复已经将案涉土地列入征收建设用地范围，已经具备变性为国有土地的前提条件；依据《项目建设委托合同》约定，办理用地手续、提供可开发的用地，是M村村委会应承担的合同义务，现M村村委会却以此为由主张利润分配条款无效，是不诚信的行为；案涉工程项目已经竣工，北海公司也已经按照委托进行了销售，北海公司的合同义务基本履行完毕，若不进行利润分配，权利义务不均衡，违背公平原则。第二种观点认为，利润分配条款应认定无效。我们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一)集体土地上所建房屋不能向本村村民以外的人销售根据房屋性质的不同，集体土地上所建设房屋，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宅基地上的农民住宅；第二类是乡镇政府、村委会单独或者与开发商合作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俗称“小产权房”。对于“小产权房”，根据其合法与否，又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建设单位依法办理了用地、规划及建设等审批手续后合法建成的房屋，例如乡镇政府、村委会利用空心村改造、新农村建设等整理集体建设用地的机会，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农民新居、回迁房、老年公寓等房屋。第二种是建设单位未依法办理用地、规划及建设等审批手续而违法建造的房屋，例如擅自占用耕地、河道等开发建设的房屋，或者将集体土地出让、转让、出租给房地产开发商建设的房屋。此类房屋性质上属于违章建筑，可能产生依法拆除或者没收违章建筑物的法律后果。对于农民住宅和第一种“小产权房”的对外销售，虽然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无禁止性规定，但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发布的文件则明确禁止，如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国办发〔1999〕39号)明确要求：“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07〕71号)又强调：“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租用、占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搞房地产开发。”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中发〔2008〕1号)则重申：“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从不动产登记实务来看，建设部2008年发布的《房屋登记办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申请农村村民住房所有权转移登记，受让人不属于房屋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房屋登记机构应当不予办理。”这意味着不仅国家政策对农民住宅及“小产权房”的对外销售明令禁止，而且实践中也无法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案涉“锦绣花园”项目实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M村村委会在集体所有土地上所建的本村村民住宅小区，在土地性质尚未改变的情形下，不能向村民以外的人销售。《项目建设委托合同》第五条约定的利润分配条款所指向的是对外销售的利润，既然对外销售已被禁止，更谈不上利润分配问题。(二)利润分配条款具有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性质，应符合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从整体看，《项目建设委托合同》为委托代建合同，但其中的利润分配条款涉及对外销售和利润分配，分配比例依据土地评估价和工程实际投资总造价确定，实为一方出地、一方出资，以营利为目的，具有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性质。对于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法有明确规定。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即除了但书规定的例外情形外，进行房地产开发只能使用国有土地。本案中，案涉土地虽然已经取得了列入征收建设用地范围的政府批复，但尚未进行征地补偿，尚未完成征收手续，案涉土地仍未变更为国有土地，仍不可进行房地产开发，故若认定利润分配条款有效，会直接导致判决结果与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相抵触。(三)虽已取得政府征用批复，但仍未变更为国有土地从意思自治和维护交易秩序的角度讲，合同作为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对其效力应予以尊重，尽量认定有效。在因不满足法定条件而应认定无效的情形下，应考虑诉讼期间法定条件成就的可能性，参照现有司法解释的规定，可把认定无效的时间节点确定为一审法庭辩论结束之前。如果在此之前满足法定条件的，仍可认定有效。本案中，经过一审、二审，进入再审审查程序后，案涉土地仍未变更为国有土地，故利润分配条款应为无效。(四)M村村委会未尽合同义务，北海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利润分配条款无效，不影响《项目建设委托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根据《项目建设委托合同》的约定，M村村委会负责办理用地手续，提供具备开发条件的土地，此为其合同义务。并且M村村委会作为集体土地的管理者，对案涉土地的变性、征收、建设等程序和要求应知或明知，故其在与北海公司签订了合同、北海公司完成工程建设、其又多次委托北海公司进行销售后又主张利润分配条款无效，确属不诚信行为。北海公司可以追究其违约责任，还可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要求信赖利益赔偿，但不可因此影响利润分配条款本身的效力认定。也就是说，单从本案来看，M村村委会似乎从其不诚信行为中受益，但在北海公司另行主张权利后，应可大致实现双方的利益平衡。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涉及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委托代建合同中的对外销售利润分配条款具有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的性质，当事人主张利润分配等合同权利的，应提供政府部门关于土地利用规划、建设用地计划等审批文件或者证明。虽提供了上述文件或证明，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之前土地性质仍未变更为国有土地的，该利润分配条款按无效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6条规定，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妻子发现丈夫有出轨的种种迹象，决定起诉结束婚姻。丈夫一再否认，不同意离婚。这该怎么办？在思明区法院家事法庭近日审理的一桩离婚纠纷中，微信聊天记录成为认定男方出轨的关键证据之一。在证据面前，丈夫最终承认其真实性。随着微信的使用越来越普遍，不少当事人都会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法官表示，微信聊天记录是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证据类型之一，但最终能否被采信，还要视情况而定。【争议】聊天记录有“猫腻”，丈夫却说是为了宣泄感情陈霞和李俊（均化名）2009年结婚，育有一女。去年10月，陈霞从李俊的手机中发现“猫腻”。李俊在微信上和一名女子频繁聊天，通话记录也显示两人常联系。李俊向女子表示：“我心里已经没有她了，一点也不爱她，活在这样的家里，感觉好累。”因此，陈霞希望结束这段婚姻。此外，陈霞还向法庭提交了一份丈夫写的保证书，保证书上说如果李俊对家庭不忠，将自愿把房产留给陈霞，作为陈霞抚养女儿的保障。不过在法庭上，李俊说他不想离婚。他解释，自己和陈霞所说的女子只是正常往来；他为了宣泄感情，从自己的一个微信账号向自己的另一个微信账号发信息。李俊说，陈霞提交的聊天记录并不完整，且陈霞存在误解，双方没有走到离婚这一步。至于保证书，那只是他为了哄陈霞回家写下的。【判决】对比多条记录后，法院认定双方感情已破裂李俊是否存在出轨行为成为双方争议的主要问题。与其他类似案子不同，本案没有开房记录、所谓“艳照”等来作为证据，甚至也无法说明“小三”的真实姓名。法官分析了陈霞与李俊的聊天记录以及李俊与其他女子的聊天记录。李俊向陈霞承认“酒后乱性”并道歉；李俊还向其他女子表达爱意，并提到值班时，妻子带女儿来送夜宵，同事都很羡慕，自己却不感动等。最终，李俊承认了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法官认为，两份聊天记录可以相互印证，虽然陈霞无法说明第三者的真实姓名，但第三者确实存在；而李俊没有其他证据反驳，宣泄情绪一说不合常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院认定李俊严重违反夫妻忠诚义务，双方感情已经破裂。陈霞要求离婚的同时，还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考虑到李俊对婚姻破裂存在过错，以及婚姻法中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基本原则，酌定陈霞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55%，李俊只分45%。由于陈霞抚养女儿，所以双方的共同房产判归陈霞，陈霞按照比例补偿李俊一百多万元。【说法】提交的微信记录要认定“三性”法官表示，以往举证配偶出轨，另一方通常提交的是开房记录、“艳照”等，这些取证难度都比较大。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通过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微博、手机短信等形成或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可作为证据。所以本案中，微信聊天记录可作为证据使用。但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的效力如何呢？法官解释，庭审对提交的证据要做“三性”认定，即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微信聊天记录也是一样的，首先要确认微信聊天记录的使用人就是案件当事人。其次，要确保聊天记录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不能被篡改，电子数据应保存在终端载体中。最后，获取微信聊天记录的途径和手段要合法。法官还说，由于微信非实名制，如果不能证明微信使用人是当事人，微信证据在法律上就与案件没有联系。目前，审理中一般是依靠当事人自认，微信头像或微信相册辨认，网络实名、电子数据发出人的认证材料或机主的身份认证，第三方机构即软件供应商腾讯公司的协助调查等。当然，只凭一份证据认定夫妻一方是否出轨的时候非常少，这通常是一个综合判断的过程。一份微信记录在法庭上出示后，法庭通常会听取证据相对方的质证意见。如果对方对这份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内容也认可，那是可以作为认定其出轨的证据；但如果对方提出异议，认为公证是单方做的，未经本人同意；或者聊天的不是本人；又或者虽然承认聊天的是本人，但提出他的种种陈述是为了维系婚姻，事实上并无出轨行为，那么法庭通常还要结合其他证据，比如捉奸的报警记录、相关的证人证言或是亲子鉴定结论，来判断一方是否出轨。【释疑】聊天记录可公证固存，但证明当事人身份是难题公证处相关人员表示，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通过公证来保存证据。通常的做法是截屏保存聊天记录，但证明微信使用人是谁，也是公证中要解决的一大问题。最直接的办法是聊天中有能体现对方身份信息的内容，或对方的微信是直接和手机号码绑定的，这些都比较容易确认。其次是通过朋友圈内容，如发布本人照片，也可以截屏保存，用来证明身份。有些微信聊天记录是以语音形式体现的，公证过程中不仅需要截屏保存，还要录音、录像，以固存语音。做这类公证有个前提条件是，必须是本人的手机，本人的微信账号。如果申请人独自一人拿着老公的手机过来，要求公证老公和“小三”的出轨聊天记录、照片等，公证员肯定会拒绝。不过法官则表示：公证过的微信聊天记录和没有公证过的记录，证明效力上是差不多的。【支招】微信聊天记录，如何保证证据效力（1）保存原始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容易毁灭，平时应当注意收藏可能有用的语音记录。截图后，原来的聊天记录也应保存，否则对方否认时，将无从查证。（2）注意微信内容的连续性。如果聊天记录涉及语音，语音应未经过处理，具有连续性、真实性。（3）微信语音内容应尽量清晰、准确，双方就所谈论的问题及表态均有明示。（4）尽量搜集除了微信内容之外的其他相关证据来佐证。【相关案例】两张借条两种说法，微信记录来辨真假不仅在离婚案件中，民间借贷、房屋买卖等纠纷中也经常出现用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的情况。最近，湖里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中，被告正是用微信聊天记录戳破原告的谎言。2014年4月，阿星因为公司资金周转需要，找老乡阿梅借10万元，并且还有担保人。阿星写了张借条，交给阿梅。今年上半年，阿梅至法院起诉，要阿星还债，但除了所欠的10万元，还多了一笔11.2万元借款，阿梅提交两张借条作为证据。阿星一看大喊委屈。他说，原本借10万元，每月都要付利息给阿梅，但到了2015年，连着几个月，利息拿不出来，阿梅就提出利息要提高。2015年4月，两人协商后，阿星重新出具了一份借条，重新计算利息后，直接加到本金中，写明借款11.2万元，并承诺半个月内还清。按照阿星的说法，阿梅答应在担保人签字后，销毁旧借条，没想到却出现两张借条。双方各执一词。审理中，阿星提供了他和阿梅的微信聊天记录。记录中，阿星说：“你不能讲字条两张都要告，差你10万就是10万，就像你讲一样，都是老乡。”阿梅答：“这个我要看律师怎么算，如果让我亏钱的话，我只能一起了。你不想就这个星期赶紧准备好，就没有事，我也不想。”阿星继续说：“虽然我欠你的，你这样不对的。”阿梅又答：“那你说话也没有算啊……”面对证据，阿梅承认了聊天记录的真实性。通过微信聊天内容的对照分析，法院认为阿梅主张的第二笔借款真伪不明，依法对该借贷事实不予确认，仅确认本金10万元的借款。双方虽然协商约定了利息，但已超过国家规定的上限，已还利息超出部分可以冲抵本金，最终法院判决阿星向阿梅返还84500元。

水和电是生产生活的必备条件，但是当业主欠缴物业费等时，有些物业公司会采取断水断电的方式“制裁”业主，那么物业是否有权断水断电催缴物业费？裁判规则裁判要旨：物业公司无权对违约业主进行罚款，因为罚款是行政处罚的种类之一，行政处罚只能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物业企业作为经营主体，不是行政主体，不具有行政处罚权。物业公司无权采取停水停电等措施制裁违约业主，因为水电的提供者是自来水公司和供电局，供水供电合同的当事人是业主和自来水公司和供电局，且自来水公司和供电局经法定程序才有权终止供应水电，物业企业任何情况下都无权对业主断水断电。2.物业公司擅自停水停电既构成违约又属于侵权——姚某诉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违约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审理法院：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来源：广东法院网2010-12-213.物业公司不得因业主拒交物业费而拒代收水电费——关某诉物业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物业服务企业接受委托代收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有线电视等费用的，不得向业主收取手续费等额外费用。业主因物业公司管理服务差而拒交物业费，物业公司以此为由拒绝代收水电费，致使业主家中停水停电的，物业公司具有过错，应赔偿业主的损失。审理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来源：新疆法院网2017-01-06司法观点1.物业公司能否因业主欠费而擅自停水、断电或停止小区公共服务？基于小区公共利益保护的考虑，物业公司亦不得因业主欠费而擅自停水、断电或停止小区公共服务。物业服务合同与供水供电合同是两个独立的合同，涉及不同的合同当事人，小区业主供水供电合同的相对人是供水公司和电力供应公司。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用水用电人有义务交纳水费和电费，供水、供电公司有义务按照约定供水、供电。也就是说，用水用电人有要求供水、供电的权利，而供水、供电公司相应的享有收取水费电费的权利。根据双务合同履行中抗辩权行使的原则，如果用水用电人不履行交纳水费电费的义务，则供水供电公司可以拒绝履行供水供电的义务，即供水供电公司此时有停水停电的权利。可见，享有停水停电权利的权利人是供水公司和电力供应公司而非物业管理企业。在物业服务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约定在业主不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情况下，赋予物业管理企业停水停电的权利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一约定侵犯了供水供电人的权利。在合同法上，这属于涉他合同条款，这种条款必须经过第三人即供水供电人的同意，否则是无效的。并且，由于供水供电义务所对应的是交纳水费电费义务，即使供水供电公司授权物业管理企业代替其收取水费电费并可以停水停电作为收取费用的手段，物业管理企业也不能以停水停电催缴物业服务费用，因为供水供电不是物业管理企业提供的服务，其从供水供电公司得到授权的范围是有限制的。（摘自《房地产纠纷裁判思路与规范指引（下）》，韩延斌、王林清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2.物业公司、供水（电）企业与业主间的法律关系小区业主，即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对其共用部分往往采取委托管理的方式进行管理。所谓委托管理，是指区分所有权人将管理业务概括地委托管理公司或第三人加以管理，此时区分所有权人与管理人之间属于一种委任关系，并且相互间通常有一委任契约存在。本案中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即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物业公司依据物业服务合同对小区进行物业服务并承担一定的管理职能，业主则应缴付相应的物业管理费用并遵守管理规约的约定。日常生活中，供水供电企业与业主（用水人、用电人）之间存在供水、供电合同关系。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供用电合同是供电人向用电人供电，用电人支付电费的合同。在供水、供电合同中，用水用电人有要求供水供电的权利，而供水供电公司相应地享有收取水费电费的权利，如果用水用电人不履行交纳水费电费的义务，则供水供电公司可以拒绝履行供水供电的义务，即供水供电公司此时有停水停电的权利。《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用电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及时交付电费。用电人逾期不交付电费的，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经催告用电人在合理期限内仍不交付电费和违约金的，供电人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中止供电。（摘自《审判监督指导·2013年第1辑（总第43辑）》，景汉朝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3.停水停电条款的效力通过上文的分析可见，物业公司、供水（电）企业与业主间分别存在物业服务合同关系和供水、供电合同关系，两种法律关系是独立的。《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有线电视等单位应当向最终用户收取有关费用。物业服务企业接受委托代收前款费用的，不得向业主收取手续费等额外费用。这一规定明确了供水（电）企业与业主的直接关系，理清了物业公司、业主以及供水（电）企业之间的关系，有效防止了物业公司利用其便利条件侵害业主利益的行为。本案中，物业公司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规定》与业主（装修人）签订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是履行其物业服务合同义务的表现，但其在协议中约定业主违反装修规定的将给予停水停电处理，则逾越了合同的相对性。因为供水供电的主体是供水供电企业，供水供电义务所对应的是交纳水费电费义务，只有在业主逾期不交付水电费的情况下，供水供电企业才有权对业主采取停水停电措施，物业公司无权停水停电，本协议中的约定不仅损害了业主对房屋的所有权，也损害了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应认定无效，物业公司擅自停水停电造成业主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摘自《审判监督指导·2013年第1辑（总第43辑）》，景汉朝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用电人交付电费义务】用电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及时交付电费。用电人逾期不交付电费的，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经催告用电人在合理期限内仍不交付电费和违约金的，供电人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中止供电。第一百八十四条【供用水、气、热力合同】供用水、供用气、供用热力合同，参照供用电合同的有关规定。